八岁那年，堂姐远嫁香港，堂姐夫大方，带来的喜糖特别多，特别好吃。犹记得订婚那会儿，只要有人经过伯母家，甭管认识与否，伯母都会热情地招呼吃糖，那段时间天天有客人。个儿刚过桌角的我站在旁边，伯母大方地塞过来两口袋满满的糖果，我提着有点下滑的裤子，小眼睛一直盯着桌上花花绿绿的糖果被大家瓜分见底。小小的我突发奇想：这么好吃的糖果快没了，哼！等我嫁人时，可不想分给别人，全留着自个慢慢吃。
每每堂姐要从香港回乡，就会拿这个话题调侃：“我再带一些糖果给你留着自个慢慢吃吧。”哈哈，连我都嘲笑自己年少的无知和天真。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老家凡是有人嫁女儿，发喜糖总是交代胡婶。长大后才知道大家口中的“胡婶”，是因为她丈夫叫“文胡”，邻居称他们夫妇“胡叔”“胡婶”。胡婶是个热心肠，爱笑爱闹，我们小角落的人她都熟络，不会落下哪一家，就是没人在家的，她也知道得交代方能转交给主人。再者发喜糖是好事，她乐此不疲，忙活了半天叫吃个便饭她就很开心。勇哥家嫁女儿了，胡婶早早上门挑着装满红袋子的两大箩筐就出门了，穿过阡陌小道，绿色的稻田，红色的大箩筐特别耀眼，田埂上留下了一串串喜庆的脚印。她挨家挨户地分发，乐呵得像自家的喜事。看到胡婶的身影，大家也都很高兴，特别是小孩子，“胡婶来了，胡婶来了”地叫着，又有糖吃了，吃了糖的嘴巴就是甜啊！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出嫁了，妈妈同样把这份重要的工作交给胡婶。那天天刚亮，胡婶就来了。“你不是想把糖果都留着自个吃吗？我这老腿就不用跑了。”“瞧您说的，胡婶，小孩子家的事您就别笑话我了。”
白发悄然爬上她的鬓角，胡婶渐渐老了，挑不动了，胡婶女儿传承她的热心肠，发糖果的事自然就落到她身上了。二十一世纪的喜糖从袋子装到了盒子里，满满的一大盒子，内容很丰富，有独立包装的酪花，一包糖果，几块饼干，有的还装上一包烟，连同快乐和喜庆打包给乡亲们。大家提着大份又好吃的喜糖，喜滋滋地问：“胡婶还好吗？”“很好呢，在埕上晒太阳。”“那就好那就好！”
去年冬天在婚礼上接过喜糖，磨砂面的盒子里躺着几颗巧克力。新人交换戒指时，我偷偷剥开一颗，可可的香甜混着周围的笑声，忽然明白喜糖的意义——不只是甜，更是把那一刻的幸福和圆满，拆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分享给每个人。
现在那糖盒放在角几处，偶尔看见，就像看见那些被糖果串起来的瞬间：不想分享糖果的小时候，“胡婶”挑糖的情景，还有人群里悄悄传递的、关于幸福的期待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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