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嬷的橱柜里有几只粗瓷碗。它们胎质粗粝，碗底粗糙，没有一只是真正圆满的，碗沿或多或少有些磕痕，釉色泛着一层陈旧的青灰，爬着细细的裂纹。小时候，我总嫌它们难看。它们太厚、太笨、太重，端起来总要用两只手。阿嬷却说，碗壁厚，才不烫手呢。
碗里的东西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它们从不挑剔，米粥、菜汤、咸饭、卤肉、海蛎煎，你给它什么，它都能盛进去。阿公还在世时，从田里回来，便端起一只粗瓷碗喝凉茶。那茶是阿嬷用青草药煮的，有仙草、金银花、遍地锦等，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根茎，散发着苦涩的味道。阿公仰起头，咕噜咕噜一口气灌下去，喝完了，他把碗往灶台上一放，长长地打了一个嗝，额上的汗珠才肯落下来。那一刻，粗瓷碗仿佛通了人性，只管把主人通身的燥热、劳累、疲惫，一股脑儿全接住。
那只最大最重的粗瓷碗，平日里不常用。只有逢年过节，它才会被请出来，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桌子正中，盛放堆得冒尖的酱红色封肉。等到人群散去，碗底只剩下一些汤汁，它又被阿嬷端到井边，洗净倒扣回原处。乡亲们夸饭菜香，夸阿嬷手艺好，却很少夸一只碗。没有人记得它刚才盛过多少热闹，也没有人在意它在黑暗中如何消化那份孤寂。
后来，阿嬷老了。她的背比从前更弯，手指关节粗大，以前她能一手端起粗瓷碗，如今用两只手捧着也已经颤巍巍了。那些缺口的旧碗还在，阿嬷洗碗时，动作更慢了，像是在替一个老朋友擦脸。有一年回去，我发现碗柜里多了一些轻便的不锈钢碗，那些粗瓷碗被挪到了底层，在无人问津的角落，盛满了灰尘。我的心里忽然发酸，想起小时候，自己嫌它们笨重，嫌它们土气，嫌碗沿的缺口会刮到嘴。可正是这些笨重的碗，它们从不拒绝被填满，也不计较被掏空，更没有抱怨被闲置。
人这一生，也许都在寻找一只适合自己的碗。
年轻时，我们总喜欢精致的、耀眼的、轻巧的，以为那才配得上理想和远方。后来，磕磕碰碰走了半生，才懂得生命最好的质地，不必精美，不必无瑕，反而要足够厚实、深邃，方能盛欢喜，也能盛失落，盛得住风霜，也能装满阳光。即便生活给出的不是满满一碗好饭，我们也能坦然接受。
如今，我也开始在心里安放那样一只粗瓷碗。它有朴拙的厚壁，用来抵御世事的寒凉；它有一个温柔的缺口，用来与生活的不完美和解；它有宽敞的胸怀，用来容纳生命里所有来去自由的悲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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