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夏阳老师,是我在乐昌中学求学时遇到的另一位奇人。

只听说他毕业于广东广雅中学,才华横溢,讲《琵琶行》令人刻骨铭心。可他半生坎坷,人世间的苦,他几乎尝遍,却从未见他诉苦,他只念诗。他的故事我们断断续续听说,并不清晰,但他眼里有一种东西,让你知道那些传说都是真的。

高中毕业后,我下乡,后进工厂工作。艰苦,危险,紫色的硝烟呛人窒息。更压在心头的,是前途的无望。最让我日夜牵挂的,是四散的家人:父亲病重在床;母亲瘦弱坚韧,独自撑持;大哥十六岁进深山当学徒,一个月工资十五块钱,寄五块钱回家;姐姐在车间断了一根手指,也断了她唯一的音乐梦;大妹妹高中毕业下乡,个子瘦小,在村小教书,被调皮学生气哭,擦干眼泪继续上课;小妹妹还在读书。一家七口,天各一方,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。

在乐昌时,我听一位工友说,乐昌中学有一位“改造好的臭老九”李夏阳老师讲课了得,课余给同学讲诗词让人如痴如醉。我只想去拜见他,想听他讲诗。仿佛不去,我心头那点火就要彻底灭了。

一个休息日,我从工厂出发,冒雨沿铁轨一格格枕木走了三公里到安口火车站,再顺着坑坑洼洼的公路整整走了十几里,来到武江边乐昌中学那座低矮昏暗狭窄的破房前。屋顶瓦片缺了好几处,雨水滴进床上接水的脸盆,叮咚作响。

李夏阳老师高高瘦瘦,仙风道骨,鼻梁高挺,眼睛锃亮,轮廓分明,嘴角透着倔强,声如洪钟,人却平易。他看见我一身的尘土,怔了一下,什么也没问,递上一条旧毛巾,只说了句“淋雨了,擦擦,别感冒了”,便侧身张臂示意:“进来坐。”似乎处境对他毫无影响。

“来,”他说,“我讲《琵琶行》给你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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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有一张打过木条的旧凳子,稳当。你坐。”他上床盘腿而坐,闭上眼,声音沉厚洪亮——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……”那一句出口,我仿佛被拽入江边秋夜,冷风拂面,月色浸江。他渐入佳境,摇头晃脑,手势愈挥愈疾,声音愈发雄浑。雨声、滴水声、吟诵声交织在一起,那间破屋忽然变得无比辽阔,像一个盛得下整个唐朝的穹顶。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!”吟到这一句,他的声音微微颤抖,眼角有泪光。那一瞬间,盘踞心头多年的画面一齐涌来:父亲病中的面容,母亲独撑的坚韧,大哥在深山里的牵挂,姐姐断指后再也不能弹琴的遗憾,妹妹擦干眼泪继续上课的倔强……诗,忽然不再是纸上的字,它活过来了。它认得我,它知道我哪里疼。

那句话像一把钥匙,插进我锈死的心锁,咔嗒一声,开了。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见琵琶女——一个流落江湖的乐手,一个贬谪江州的官员。他写的是他的身世,更是他自己的命运。而那一夜,李夏阳老师讲的是白居易的诗,更是他自己——一个被时代抛到边缘却仍在吟诵的人。我呢?家散四方,前路茫茫。我们三个——隔着千年时光——被同一句话击中。

可李夏阳老师不止让我看见“沦落”,他让我看见在沦落之后依然站着的人。他没有抱怨,没有沉沦,他在一间漏雨的屋子里,给一个冒雨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的年轻人讲诗。那就是文人风骨,就是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光明的尊严。

我离开时,月光洒在铁轨上。我踩着枕木往回走,心里第一次不再空荡。诗在,路就在。

那夜,仅此一次,却深刻如刀刻。李夏阳老师在黑暗里为我撕开一道裂口,让我看见光。那成为我后来选择教师职业最初、最深的感召。

许多年后,他九十多岁了。教师节前夕,我专程去探望他。提起那堂课,他眼睛陡然一亮——“记得记得!历历在目!”话音未落,他已张口便来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!”那神态,与几十年前一模一样——还是那样摇头晃脑,还是那样热泪盈眶。他的椅子旁,依然放着那本翻烂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书脊用胶布缠了又缠。那一刻我明白,诗在,他就永远年轻。

师道长存,薪火不灭。那间漏雨的破屋,那夜铿锵的吟诵,至今仍在我血脉里奔涌。而我此生最珍贵的,是曾被那样一簇诗火点燃,然后学着李老师的样子,用诗句去照亮后来者的路。诗魂不灭,则文明不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