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视觉中国）
■戴高山
手术完白内障，一周后我去复查。医生让我去做视力检查，然后告诉他结果。
我去检查室排队，在我前面是一位老人，个子矮小，佝偻着背，很驼。在他身边，有个年轻人拿着他的病历，从年龄上，我无法判断是他的儿子，还是他的孙子。
轮到他的时候，我见他几乎摸着前面的椅背，才能坐上那条靠背椅。护士将“眼遮板”递给他，用普通话告诉他遮住左眼。但他听不懂，说了几遍，还是愣愣地握在手上，或干脆用它遮住右眼。后来，护士近前，用闽南语对他说：“阿伯，是这只眼睛啦！左眼，遮住左眼！”然后，她用手去扶他的手，将那“眼遮板”遮住了老人的左眼。
护士帮他扶正后，退到视频前，指着屏幕问他能不能看见。老人摆摆手，说不能看见。于是，护士不得不走到跟前，伸出一个手指，在他眼前晃着，再次用闽南语问他：“阿伯，这是几呢？您能看见吗？”
“是手！”老人回答道。
“我是问您：这是几个手指头？”护士又说。
“两个！”老人再次回答！
“不对，是一个，您再看清楚一点！”
“是一个！”老人又认真地看了看，改口说。
之后，护士又做出两个手指、五个手指的指形。这回，老人算是答对了。
于是，护士在他的病历卡上，写上刚刚检查的结果，并说：“看来，手术不是很成功。”
在整个检查过程中，我一直能听见站在一边的年轻人，很着急地帮他纠正护士的提问。这期间，我也为老人感到着急。
轮到我的时候，老人已经去做眼压检查了。
我检查的结果是，视力与刚手术完的第二天相比，又减弱了。这该是医生和我想要的结果吧？在我手术之前，医生告诉我说——根据我的情况，完全可以做到正常视力，但考虑我的另一只眼睛近视，加上平时都坐在办公室，看近的时间会比较多，故而，他和我商量：这只眼睛，也适度留些近视吧。
做完眼压后，我去找医生，在不到20米的厅堂，我快步超过这一老一少。
大概因为视力不好，身体也不方便，他们走得非常缓慢。在我越过这一老一少时，我能听见走在前面的年轻人，急急火火地催着老人：“你能不能走快一点啊？我还要上班呢！”老人听了，下意识地努力一下，但还是跟不上他。
当我听到这年轻人的催促声时，有一种难于隐忍的心痛，涌上心头。
我知道，每一个人都会变老的。在将来，你会老，我也会老，大家都会老的。年轻人或许并没有恶意，他只想加快一点；年轻人也应该不是不孝顺，或是长期亲情习惯，让他无须注意语言。反正，老人没说话，只是努力地跟上他，但似乎非常艰难。
我和老人没有选择同一个医生，否则我会让他先看的。我把检测结果告诉医生，说我的视力下降了。他的回复正如我的预料——嗯，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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